作者 | 石灿

钱鸣嗜酒，从浙江横店的一家公司辞职之后，整天闲着，手头越来越紧，酒瘾却从没减过。

没钱买，他就打起了偷盗 主意。2025年4月的一天，他盯上盒马鲜生，“人流量大年夜 又是自助结账，不容易被创造 。”

为了低落被抓的大年夜 概性，他从横店去到义乌的盒马鲜生行窃，两次顺走三瓶五粮液，尝到甜头后，干脆又跑到诸暨，一口气拿了四瓶酒——一瓶五粮液，三瓶茅台，装袋就走，头也不回。

但他照旧被抓了。盒马员工盘点时创造 少了几瓶酒，报警后民警调监控，很快把钱鸣抓了返来。

这不是个例。我翻遍2017年至2025年因在盒马鲜生偷盗 商品而被判刑的所有裁判文书后，创造 内里藏着不少“酒鬼”。

他们悄无声气地在干净豁亮的货架间游走，选酒、下手、离开，一气呵成。有人是惯犯，有人是熬不下去的普通人。酒对他们来说，未必只是酒，更像是生存里末了一块体面的遮羞布。

盒马的自助结账系统 ，计划初衷是提升效率，却在实践中制作 出羁系盲区，成为他们投机 取巧的通道。它代表着新零售的前沿实验，也暴露了智能系统 在面临复杂人性 时的盲区，老题目总是困扰着新物种。

这是一套为“理性消耗者”打造的系统 ，却被非理性的现实一次次拷问。他们带走的，既是瓶中酒香，也是当代都市光鲜表面下的裂缝。

2020年元旦，长沙。喜盈门范城盒马鲜生门口，吴大年夜 言站在原地等候。他没有进店，也没有买东西，只是风俗性地看着人流。几分钟后，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背着玄色书包走出。他刚从货架上拿了三瓶“酒鬼酒牌内参”白酒——匀称每瓶价值980元，塞进了玄色背包，却只结账几样零食。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来这家盒马偷酒，也不是第一次乐成离开。只是这一次，没能走远。他们在门口被工作职员拦下，酒被追回，人也被带走。

男孩叫欧小华，未满14岁。背着酒的是他，站在外优等 候的主谋，是吴大年夜 言。

吴大年夜 言1988年生于长沙，小学文化，无业。2016年因偷盗 被判六个月，出狱三年后，他再次走上熟悉的路径。这一次，他带着一个尚不组成 刑责的少年，一起进入都会的盒马门店。

从2019年3月开端 ，他频繁活动。暂住在朋侪戴某家中不久，就偷走一台1820元的组装电脑。4月底出如今重庆渝北区沃尔玛超市，开端 带着欧小华配合作案：货架取酒，藏进背包，由少年带出。他们先后得手两次，第三次在5月1日被拦下，习酒、T恤、短裤，一并追回。

他很快意识到少年是“挡箭牌”。于是12月起，他们连续四次在长沙各区盒马作案。雨花、开福、天心、芙蓉……目标一致：白酒，代价从七八百到一千多元。他知道哪种酒值钱，哪家店人少，怎么躲过摄像头和巡逻员。他像个熟练工，只不外“工地”是超市。

判决 书显示，仅盒马鲜生的偷盗 部门，白酒总价值达7985元。加上此前偷酒、偷电脑、偷摩托车，吴大年夜 言共偷盗 9次，部门未遂，最终被判刑一年十个月，罚金一万元，补偿一万多元。

但这些数字背后，是更难被量化的裂缝。

在法律系统 中，他是“累犯”；在都会系统 中，他是“低频到场者”；而在盒马的系统 里，他成了“非常用户”——重复 进出 ，不用 费，反而精准切中系统 毛病。他不是盒马理想中的顾客，但几乎 成了它的“熟客”。

盒马鲜生，是他主动选择的目标。门店密集，高端酒品种多，自助结账宽松，职员巡视 疏松。他乃至知道，哪些酒最畅销，哪些包装最方便藏匿，哪些时段最得当动手。他从未享受盒马为中产家庭计划的购物体验，却比普通消耗者更熟悉盒马的布局与毛病。

盒马鲜生全国门店分布图，数据停止2025年7月12日，共有400家

他不是为了消遣而偷，而是为了苟活下去——每瓶白酒换来几百元，每次作案只是为撑过一天。曾有一次，他从长沙朝阳广场盒马鲜生店偷了两瓶“国窖1573”，价值1590元，是他单次作案的最高金额；也曾在宁乡偷了一辆女式摩托车，卖了500元。钱不多，却足以够他混到下一个日子。

欧小华的存在，将这个故事推向另一个灰色地带。他没有被起诉，也未承担刑责，但在一次次进入超市、藏酒、出门的进程 中，成了一个被动构建的小型犯罪工具。他是被利用的，也是被系统 忽视的。

全部 案件里没有一句情绪性的陈述。没有“为何而偷”，没有“怎样落魄”，只有一个又一个都会、品牌、商品和价码，拼接出一个人几乎 没有社会嵌入感的一样平常轨迹。吴大年夜 言不属于盒马，也不属于都会。但他曾用最隐蔽的方法 ，在这套高效但关闭 的商业系统 里“到场”过。

这不但是一个关于“偷盗 ”的消息，更像是一种社会张力的显影。在当代零售和传统边缘生存之间，吴大年夜 言游走其间，不被接待，也未被瞥见。

在那些亮着灯的盒马门店里，他和少年像影子一样穿行。他没有掀起轰动世界 的风浪，只是每次轻轻拧开一个系统 裂缝 ，带走一瓶酒，换几张钞票，然后消散。

然而，类似的故事远不止他们两人。

与吴大年夜 言差别，有的人选择了另一种方法 破解盒马的“新零售”系统 。

欧阳展翅末了一次走进盒马鲜生，是在2020年3月21日。他熟门熟路地绕到上海松江区平高广场二楼的自助结账区，手里拎着两瓶酒。但这一次，他没能乐成走出去。工作职员注意到了非常，两天后他被抓。

他的方法 不复杂，用低价蔬菜的条形码改换 高价酒的标签，再在自助收银机上顺遂结账。就像正常购物，只是把清酒和红酒贴上了“白菜价”。从2月到3月，他在这家门店重复 了三次同样的操作，共带走两瓶獭祭清酒和一瓶奔富BIN407红酒，价值合计2685.56元。

判决 书上写着，他是北京人，1989年出生，案发时人在上海。他的生存配景没有留下纪录，只剩下“多次偷盗 ”“志愿认罪”这些症结 词。他的作案既无暴力也无朋友，像是在一套熟悉的系统 中做了三次“测试”。

盒马鲜生的自助系统 是创建在天然的信托基础上的，扫码、付款、无干预……都是为了提升效率和办事 。但对欧阳展翅来说，那是一套可以被“破解”的流程。他没有修改 系统 ，只是利用人机羁系之间的清闲，把一张条码酿成一张临时通行证。

但是，偷盗 行为从来都不被允许。他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分 金一千元。三瓶酒被追回。此事很快结束 ，他也被简化为盒马系统 里一次被修补的缺口。

李钟兴的方法 更守旧。他没有改条码，但会用红肠、牛腱子、意面等商品掩饰高价白酒。2021年4月、5月，他两次出如今上海浦东的两家盒马鲜生门店，作案地点从金桥国际到长泰广场，目标始终一致：五粮液。

他会先选几样一样平常商品装进购物袋，再在此中夹入两瓶单价1280元的五粮液。商品搭配不多不少，足够遮住酒瓶，又不至于太过 突兀。他想营造出一个“正常消耗者”的形象，但第二次他失败了，被工作职员拦下。

李钟兴1987年出生，上海人，有前科。2016年因偷盗 被拘留15天，2020年再次因类似行为被行政处理 。这一次，法院判他拘役五个月，罚金两千元，因已羁押超过四个月，刑期根本折抵。他认罪态度好，白酒已退还盒马，剩余损失他承担补偿。

和欧阳展翅一样，他没有朋友，不靠暴力，不偷生存必须品，而是专挑盒马高价值、易流畅的白酒下手。他不是随机偷，而是重复 实验、精准判定。他不改系统 ，而是靠商品搭配，规避羁系。他知道哪种商品贵、哪种商品能遮挡、哪种门店人少。他像一名在商业系统 边缘游走的“微利投机 者”。

盒马鲜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被破解”的零售模型。他们利用技术替换人工时大年夜 概出现的羁系盲区。他们偷的是白酒——酒，是最有代价想象空间的标品，也最容易在二级市场“脱手”。

欧阳展翅偷了三次，李钟兴举措两次，得到物不算巨额，但足以组成 犯罪。他们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判决 书里只是一组身份模糊的标签：无业、累犯、认罪。

他们的故事，不止关于酒，还关于都会边缘人怎样在一个高度系统 化的零售流程中探求“出口”。他们偷的，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高价值商品；但更深的，是试图偷渡进某种他们长期缺席的生存方法 。

盒马仍旧营业，酒仍旧上架。他们的身影却消散在监控之外，只留下一串数字和一份被处理 完毕的案件。欧阳展翅和李钟兴的故事，是对盒马鲜生系统 的直接挑衅。高端白酒成了他们精准选择的目标，他们用本领和履历重复 摸索着羁系的边界。

在盒马鲜生，偷酒的人平日 不是激动型的，也不是真的醉汉。他们清醒、冷静，像实行一次不声不响的任务。除了利用羁系盲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用更“传统”的方法 ，寂静行走在都会的零售空间。他们对货架职位 烂熟于心，知道哪些品牌值钱，也知道哪些系统 有清闲。刘昭与张烨，就是 如许两位“局外人”。

刘昭的门路，从山东青州动身 ，在辽宁几座都会之间穿行。

他不偷日用品，只偷酒。目标精准：红花郎、青花郎、泸州老窖、酒鬼酒、梦之蓝，单瓶售价多在五六百元以上。他进入门店时平日 是独行，作案也在白日 。他风俗性地选择大年夜 型连锁超市，尤其是大年夜 润发和盒马鲜生。前者动线复杂、人手紧张；后者自助系统 、布局开阔，防备 边界更模糊。盒马鲜生，在他的偷盗 地图 上只是一站，却成为他最终获刑的症结 证据之一。

2020年4月，刘昭接连在锦州、阜新、大年夜 连等地作案，短短十天内盗走六瓶酒。每次作案之后，他立即离开都会，仿佛预知自己的存在不克不及 久留。他没有朋友，也不炫耀“战绩”。他是个活动的影子，依附酒的价值来维系生存节拍 。他的身份信息写在判决 书里：小学文化，无业，因偷盗 累犯。除此之外，关于他的社会陈迹几乎 空缺。

而张烨，则是另一个版本的孤行者。

他38岁，湖北来凤人，大年夜 学结业，比年来无业。与刘昭差别，他不销赃，也不逃离现场太远。偷来的酒，全被他一个人喝失踪 。

2023年到2024年，张烨在上海盒马鲜生作案九次，窃得白酒总价值超1.3万元。他熟悉每一家盒马门店的布局，知道哪些橱窗不设隔断，哪些收银台缺乏 人盯。他避开岑岭 ，穿戴 得体，在无人巡视 时快速脱手。有一次，他乃至从绿地新都汇店偷走了一瓶2259元的五粮液。他从不张皇，也不多言。被抓后到案才得知，他窃得的白酒均已被喝完。

他是惯犯，早在2014年、2017年和2024年初就三次因偷盗 获刑。此次 再次被捕，是在2024年12月。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款6000元，加上此前重复 刑期，他的人生已有四年多在监狱中渡过 。

他的偷盗 ，更像是一场筹划精密的“消耗”。但他没有经济能力，只能以偷取 的方法 到场。他不是酒商，不为变现；他更像是以酒精麻木 现实的逃避者。他没有稳定工作，像一台不稳定却重复 运行的系统 ，在盒马的差别门店之间不断穿行。

盒马鲜生，是他少有的“熟地”。对它的了解，几乎 超过普通顾客。他知道五粮液第八代的瓶身大年夜 小，也知道国窖1573藏在哪一层货架。他是这个智能零售系统 里的反面镜像，用最朴素的本领挑衅最当代化的商业模式。

两人没有交集，却像互为注脚：刘昭用偷来的酒换生计，张烨用酒弥补孤独；前者是活动的生存应对者，后者是都会里的漂浮影子。

他们共同的战场是盒马——谁人本该办事 中产、代表未来消耗的零售平台，却被他们频繁进出 ，乃至作为首选目标。他们不属于盒马界说的用户画像，却在现实中重复 “登录”，成为系统 毛病的活证人。

这类案件并不稀有，也不复杂。没有暴力，没有团伙，只有一个人、一瓶酒、一段通道。刘昭与张烨的故事，不但是一段关于偷酒的论述 ，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都会与个别 之间复杂的关系。盒马鲜生如许一个为中产办事 的智能零售平台，在他们眼中成了一个开放的战场。

刘昭服完一年刑期后或许仍将继续漂泊；张烨的四度入狱背后，也没有等他返来的生存。可他们的名字，早已从判决 书之外消散，像都会系统 里的一段缓存日志，被敏捷清除。

盒马鲜生的自助收银仍在运行，古老的题目总是降落到新零售身上。

男性偷酒者之外，另有另一类不易被察觉的存在——女性偷盗 者。刘紫宁和杨颜或许没有刘昭和张烨那般高调，但她们的故事同样深刻 地显现了生存的裂缝与选择。

刘紫宁的出现，不曾 引起任何注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女性，住在长沙雨花区，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太多外交陈迹。她进出 盒马鲜生时，穿戴 得体、举止平静，很像这座都会里千千万万普通消耗者的一员。她只是把日子过得更静默，也更精致。

2021年8月到9月的33天里，她去了盒马鲜生8次，每次都悄无声气地带走未付款的商品。不是藏匿、也不是抢夺，而是混合搭配、错位结算：一个购物袋、几瓶饮料、一点便宜 的蔬菜被扫码，其余高价商品——入口红酒、精致肉类、乳制品、金果、鳕蟹肉——被藏进随身包内，一并带出。

她像是一个夺目 的采购员，把“品格生存”的表面安排 得井然有序，只不外绕过了收银台。她最常偷的是酒，从“杰克丹尼”威士忌到“龙吟”清酒，从欧法西拉到奥伯拉古堡。她也会随手拿腊肠、牛排、吐司和乳酸菌。搭配考究，选品精准，像是在重复 校准她想要但从未真正拥有的生存。

她最终被抓，在一次携带近600元商品预备离店时，被店员当场看破。她没有反抗 ，只是垂头 。她退赔损失，得到盒马谅解，最终被判处七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没有人知道她其后 是否还回到那家店，也没人记得她曾在冷藏区前重复 倘佯的背影。

刘紫宁不是孤例。

同样是在盒马鲜生，另一位女性，杨颜，也走上了类似的路径。她今年37岁，贵州遵义人，有大年夜 专学历，但多年无固定工作。

2020年春，杨颜11次走进贵阳的盒马门店，从黑鱼片、腊肠到坚果饮料，次次得手。她熟悉动线，操作快速，偷盗 清单乃至带有个人偏好：几乎 每一次都有“黔五福”腊肠，偶然搭配番茄、洗发水，偶然加一包甜点或维生素饮料。她真的太喜好“黔五福”腊肠了。

贵州五福坊食品公司官网上的“黔五福”腊肠图样

她的偷盗 节拍 稳定——走进、遴选 、装袋、离开，每一次都像是一种典礼 。直到末了一次在贵阳市南明区荔星名店Ａ座负一楼盒马鲜生店被抓，她手里拿开花 菇和洗发水，像是在预备一顿晚饭。她被判七个月有期徒刑，并处分 金1000元，刑满开释后，消散在纪录之外。

与那些男性偷酒者差别，这些女性不以“脱手快”“出逃利”著称，她们更安静、更擅长融入场景，也更少留下令人警醒 的动作。她们的目标商品，大年夜 多落在“品格生存”的中段区间：不会太贵以致显眼，但足够精致以满足某种被长期克制的愿望 。

她们也不贩卖商品，绝大年夜 多数物品最终都被食用或利用。这是经济犯罪，也是一样平常生存中的一次次转轨实验——在无法累赘 与无力告急之间，偷偷拉出一个微小出口。

盒马鲜生在这些故事中，是独一 的恒定舞台。它在无意中供给 了“毛病式时机”——开放货架、自助收银、少量人手，组成 了一套对高频消耗者极其友爱的系统 ，也组成 了对边缘人群极其宽容的裂缝。

刘紫宁、杨颜，或许并不真正“属于”盒马系统 。她们没有注册会员、没有数据轨迹、没有复购筹划。她们不是消耗闭环中的“理想用户”，只是静静穿过这个布局的人。在那种冷静、主动化的零售体验中，她们探求的不是效率，而是一次“被允许生存得好一点”的时机。

她们不曾 试图破坏系统 ，也从未真正逃离系统 。她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 试图与它“共处”，哪怕那种方法 ，是一场场微弱、无法连续的偷取 。

这并不让她们更正当，也不让她们更可怜。但她们简直照出了盒马系统 的另一面——那些照不到的角落、算法看不懂的选择、布局无法明白的生存。

她们的故事，不复杂、不激烈，却藏着一种让人难以界说的张力：不声不响地走入灯光豁亮的门店，拿起一瓶红酒或一包腊肠，像在试图把生存拉回正轨，哪怕只有一顿晚餐的长度。

但末了，他们均以失败了结 。

本文所述故事整顿 自多个地域人民法院公开宣布 的裁判文书。为掩护相干职员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已作化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