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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程章灿：对联的劈头与用途 [打印本页]

作者: 一叶公民 时间: 2025-10-3 05:55
标题: 程章灿：对联的劈头与用途
对联的劈头
“旧历的年底究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景象来。灰白色的极重的晚云中心不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激烈了，震耳的年夜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喷鼻。”
这是鲁迅先生小说《祝福》的开首。他说的“旧历年”，就是春节。与爆竹声配合陪衬旧历年氛围的，另有对联。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邑买对联、写对联、贴对联，这早已成为一个久长的中公民风传统。如果说爆竹声是从听觉上陪衬过年的氛围，那么，对联就是从视觉上强化过年的感觉。对联是春节的视觉符号。
对联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对联。人们每每将对联贴在各类修建的楹柱之上，所以又叫楹联。楹联是对联的一种雅称，文人学者撰写有关对联的书，常常以“楹联”为名，比方清代学者梁章钜写有《楹联丛话》。也有人把对联叫作门对、春贴、对子、联语的，这些名称就比力平常。我这门课程中用“对联”这个名称，而不用“对联”或“楹联”，是由于“对联”一词更有包容性，搜罗各类场合使用的各类形态的对联，不一定非要贴在楹柱之上，也不一定非要出现在春节那种特定场合。
关于对联的劈头，有很多种说法。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述他的先生纪昀的话说：“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这个说法流行很广。五代十国的时光，四川成都有个小国叫作后蜀，孟昶就是后蜀的君主。据说后蜀被宋朝攻灭的前一年，孟昶曾亲身制作一副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题写于寝宫门柱的桃符板上。没想到第二年后蜀就被宋太祖赵匡胤吞并了，更没想到赵匡胤派来蜀地任太守的人，台甫恰恰就叫吕余庆，而宋朝又将赵匡胤的诞辰肯定为“长春节”。照这样注解，“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对联，就成了一则灵验的政治预言，可以称为“联谶”。“谶”就是将来可以或许应验的某种预兆或预言。这段故事最早见于宋初张唐英所撰《蜀梼杌》，也被元人编纂的号称“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所相沿，详细见于《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和卷四百七十九《西蜀孟氏传》，但未必绝对可托。不外，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对联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也可以看出古人很重视对联，以致信任对联具有预知未来的神秘气力。
其实，这个故事另有别的一个版本，见于北宋初年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卷一《蜀预兆》。书中说后蜀孟昶的太子亲身选中一块桃符板，在上面题写一副对联：“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光也在后蜀被宋攻灭的前一年，地点也在后蜀宫中，只是撰联者的身份不同，联语也从五言变成四言。黄休复是蜀人，《茅亭客话》这本书专记蜀地之事，这个叙述应该比力可托。另一方面，从对联发展的历史来看，早期对联年夜多半是四言情势，曾经出现于后蜀宫中的那副对联，也许“天垂余庆，地接长春”的可能性更年夜一些吧。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代文书，有不少被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掳走，S0610号就是此中一件，现藏英国藏书楼。S0610号卷子正面抄录的是古代笑话书《启颜录》，反面抄录的是十几副对联，年夜约抄写于唐末，年代比后蜀的对联还要早。从内容上看，敦煌发现的这些对联与本日习见的对联差不多，都是围绕时序主题说一些吉祥话，讨个口彩。从情势上看，根本上都是四言。比方：“三阳始布，四季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季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等等。1994年第4期《文史常识》发表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以为S0610卷子上的这些对联就是最早的对联。最早的对联以四言为主，后蜀孟昶太子所作的对联也可以印证，后来才慢慢有了五言、七言，又衍生出字数更多、情势多样的各类长联。近些年来，每逢春节到临，南京十三座城门上吊挂的对联，根本上都是长联。城门巍峨高耸，如果对联字数太少，排布起来就显得稀稀落落，挂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对联的优劣，有时光取决于其吊挂或使用的空间环境，长联短联各有所宜。
从敦煌卷子中还可以看到，最迟至唐朝末年，人们逢春节以及立春，已经要用到对联，内容无非是辟邪除祸和祈福呈祥之类。其时的对联年夜多半是四言，也有一些是五言。如果从唐末算起，对联进入中国人的一样平常生活，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艺样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
另有一种说法以为，对联的劈头早于后蜀时代，也早于敦煌卷子，那是近代名流、“戊戌六正人”之一的谭嗣同提出来的。据说南朝文士刘孝绰罢官之后韬匮藏珠，曾自题其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这两句互相对偶，又题写于门上，看起来很像对联。刘孝绰的妹妹刘令娴也富有文才，就在哥哥题写的句子背面续了两句：“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两句也是对偶的，看上去也像对联。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一书中以为，这才是最早的对联。从年代来看，这件事确切更早；从场合来看，这几句也是题写在门上，颇似楹联。但这个文献出现得比力晚，现在为止，我只能追踪到旧题南宋陈应行所编《吟窗杂录》，有几种明清文献也转录此事。从南朝到南宋，已隔漫漫数百年，其间文献汗牛充栋，居然没有人提到刘氏兄妹的此次联句，今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没有收录此诗，不克不及不让人心生疑窦。总之，这个说法是否靠得住，还必要进一步覆按。
对联与南京的人缘
从创作方法上看，刘孝绰兄妹所作的应该说是联句诗。联句诗这种文学样式是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实际上，联句不始于南朝，陶渊明诗会合就有联句诗，可见最晚东晋时代就有联句。联句有很多种情势，到场者少则两人，多则不限。每人年夜概一句，年夜概两句，最终合成一首诗。联句是东晋南朝文人常见的文学活动情势之一，对偶是其构句的重要特征。
除了联句，南朝文人还喜好分韵赋诗。有一年，南边的梁朝跟北方的北魏打了一仗，梁朝获胜。梁武帝愉快极了，为凯旋的年夜将军曹景宗设宴庆功，文武年夜臣宴饮作乐，分韵赋诗。沈约主持分韵之事。所谓分韵，就是给每个到场赋诗的人指定韵字。在这种场合作诗，不仅指定主题，而且限制韵脚，重重限制，如同戴上极重的镣铐舞蹈，非常考验墨客的功力。曹景宗是行伍身世，沈约没有分韵给他，曹景宗很不愉快，向梁武帝告状。沈约无奈，只好给曹景宗分韵。最后剩下的两个韵字，一个是“竞”，一个是“病”，就这样分给了曹景宗。年夜家可以先在内心掂量一下：用这两个字做韵脚，写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容易吗？应该说，这两个韵字不好押，难度不小。出人意料的是，酒喝高了的曹景宗兴趣也特别高，他即席赋诗，七步之才：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前几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南北朝诗选》，把曹景宗这首诗也选进去了。写诗有时光必要学问，有时光必要血汗来潮，灵感来了，谁也拦不住。曹景宗把“竞”“病”两韵押得云云稳妥，头两句还取对偶之势，可谓脱手非凡。这是分韵赋诗的一个样本，也跟对联有些关系。
刘孝绰兄妹联句，曹景宗分韵赋诗，其配合点就是讲究对偶。这恰是六朝文学的凸起特色之一。联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但无论哪一种，对偶都是联句布局、联接与孳生的重要本领。刘孝绰兄妹联句，各作两句，两句自相对偶，这是第一种联句的对偶方法。分开来看，相称于刘氏兄妹各作了一副对联。第二种联句后来很习见，就是一人出上句，另一人接着对一句，组成一联，然后再出下一联上句，后续者复对之，云云辗转承接，绵延成篇。《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亭争联即景诗”，就是这种情势的联句，即每小我都到场两副对联的写作，既为此中一副对联作上句，又为另一副对联作下句。第三种方法，就是各人作一句，两人一组，前面的人作出句，背面的人尴尬刁难句，相称于两人合作一联。1929年元旦，中央年夜学七位教授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联句，就属于这种情势。
对偶不仅存在于六朝联句诗中，也年夜量见于六朝其他诗文作品中。讲究对偶是六朝文学凸起的艺术特质之一。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联句诗，是由于联句诗中既有对偶的成分，又每每两句自成段落，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既分又合，与对联雷同。
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声律的发现与应用。所谓声律，就是讲究四声（平上去入）调谐。中国文学从六朝开端走上声律化的门路，这一趋势在近体诗、骈文、对联等体裁情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就情势与篇幅而言，对联可以说是从近体诗或骈文中折其一枝，它在声律化方面的讲究，与近体诗与骈文殊途同归。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会合叙述文辞对偶问题，为后代对联写作供给了理论引导。此外，六朝文学另有一个“摘句欣赏”的传统，就是将一首诗歌中写得特别出色的句子摘录出来举行鉴赏，这些句子被人们称为“佳句”“秀句”“警语”。西晋年夜文豪陆机在其《文赋》中早就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一篇作品要有警语，这是诗文创作与欣赏的关键。南朝诗评家钟嵘在其名著《诗品》中，也喜好摘句批评。他们看中的“佳句”，每每讲究对偶与声律。谢灵运有一首《登池上楼》，几乎通篇对偶，向来被列为经典名篇，此中“水池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属对工丽，更是后人赞叹不已的佳句。这就是《文心雕龙·明诗》中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它体现的是六朝文学的风气。
六朝文学另有一个“题目”传统，与对联也有关系。这里的“题目”二字不是名词，不是指诗文作品的题目（title)，而是动词，指以轻便、归纳综合而正确的文句来品评或人、某物、某事。有些诗文作品的题目，就是对作品题旨的归纳综合或品评，从这个角度来说，动词的题目与名词的题目是相通的。《世说新语》中有“识鉴”“赏誉”“品藻”等篇名，这几个词语的涵义，颇有与“题目”相近之处。《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顾恺之的例子。顾恺之既是东晋年夜画家，又是文学家，能文善画，审美眼光敏锐，特别擅长题目。有一次，顾恺之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出游回来，有人问会稽的山川如何。顾恺之的评语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四句话，前两句就是一副平仄谐调、对偶工整的四言对联，后两句中，“云兴”与“霞蔚”也自成对偶，可以视为句内对。六朝文学在视觉上有对偶的传统，在听觉上有声律的传统，在创作中有题目的传统，在赏评上有摘句批评的传统，这几个传统互相融会，互相支撑，为对联的抽芽和茁壮成长开垦出一片肥饶的泥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对联是六朝文学之子。既然南京是六朝古都，那么，也就可以说，对联是南京文学之子。对联文学在南京有着深挚而久长的传统，南京既是天下文学之都，也堪称对联文学之都。
年夜明王朝的建国之君朱元璋，是南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才能固然不克不及与这座城市历史上的梁武帝和南唐二主相提并论，但他特别重视对联这一点却值得一提。民间编排了很多有关朱元璋与对联的故事。据说他曾划定过年之时，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对联，他甚至亲自上街督察。有一户人家以阉猪为业，不通文墨，没有贴对联。朱元璋问明环境，亲主着手，为这家撰写了一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去世路，
一刀割断优劣根。
此联符合这户人家的职业身份。话说回来，这副对联未必真的出自朱元璋之手，很可能是好事者假托朱元璋而作，意在证实朱元璋于对联情有独钟。明代今后，对联在民间的普及与流行，特别是在南京的普及与流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南京的对联文学史上，还必须提到一小我，那就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别号笠翁的芥子园主人李渔。他经心编写了一本《笠翁对韵》，虽然只是一册薄薄的小书，对写作与欣赏对联却颇有入门引诱之功。芥子园位于南京老门东，近几年复建背焕然一新，红男绿女来此打卡，华盖云集，但了解芥子园与对联文学联系关系的恐怕不多。
南京的对联传统从六朝不停连续到现当代。1998年，我曾作为南京年夜学中文系（今名南京年夜学文学院）的代表，去到场系史上最早一任系主任王伯沆先生的旧居怀念馆揭牌仪式。王伯沆先生的旧居在老门东边营98号，背靠城墙。旧居三进，门板上刻有对联。我记得有一副刻的是“门有通德，家传赐书”，另有一副是集李白诗句而成的对联：“同居长干里，自谓羲皇人”，都洋溢着浓厚的六生气味。先师程千帆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年夜学，1978年重返母校南京年夜学任教。1981年，他在《江海学刊》上撰文，号令人们重视对联，文学史上应该有对联的一席之地。1999年出版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专门论及对联，这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对联的用途
对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挚泥土之中，融会骈偶、声律、书法、修建等多种中国文化元素，短小精悍，韵味悠永，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艺情势。它虽然已有1000多岁的高寿，生命力依然旺盛。从京都宫殿到荒村野庙，从中国本土到东亚汉文化圈和海外唐人街，几乎每一处中国文化传播所及之地，都能见到对联的身影。也可以说，对联是传播力很强的中国文化符号，向天下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山西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域外对联年夜观》（郭华荣、王玉彩、常江著，2024年），网络海外楹联3500多副，蔚为年夜观。荷兰当代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曾为马来西亚马六甲青云亭撰书一联：
无事渡溪桥，洗钵归来云袖湿；
有缘修法果，谈经空处百花飞。
一个欧洲学者，为一处东南亚古迹，用汉字书法题写一篇汉语文学作品，这个例子很能分析对联的国际性影响。
每一副对联都有其特别的空间与时光属性，不管是公共的时光/空间，照旧私家的时光/空间，在很多场合都用得上对联，古今通用，公私皆宜。公司开业、单元周年庆典等场合，可以用对联表达庆贺之意，于是有了年夜量的庆贺联。私家祝寿、新婚场合，必要对联以表达欢乐庆贺之意，于是有了寿联和喜联。伤逝悼念场合，必要对联以抒发悼亡伤悲之情，寄托哀思，于是有了挽联。这固然是社交礼节的必要，也足以彰显中国文化的深挚传统。名山年夜川，胜地古迹，亭台楼阁，也必要笔墨来为景观张本，各类名胜联应运而生，这是公共空间的对联。文人学士在书斋中吊挂对联，这属于私家空间的对联。书斋联多用于明心见志，精致自赏，也有怀念交游与彰扬文脉传承的意思。总之，对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这些年来，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兴，对联在很多场合重新焕发生气，在更广阔的空间舞台上显现其艺术光彩。“城门挂对联，南京开门红。”过年之时，不仅家家户户贴对联，南京的城门、公园、博物馆、藏书楼等公共场合也争先恐后，张灯结彩，吊挂对联。南京十三座城门上吊挂的对联最长、最年夜，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也最为惹人注视。这项活动始于2016年，到2022年已经是第七年。每座城门吊挂的都是当年新撰的联语，既要符合城门的地舆地位与历史沿革，又要绾合当年的时势，不克不及反复，还要力求推陈出新，相称讲究。这些对联都是征集来的，颠末专家甄选，总体来说水平不错。
南京十三座城门挂对联，对于城门来说，这是它的“高光时候”。对于对联来说，春节也是这个文艺情势的“高光时候”。从南朝到本日，一千多年间，热爱对联者不可胜数，此中不乏名家年夜师，比方宋代的王安石和苏轼，明清之际的李渔，清代的纪昀、梁章钜和曾国藩，近当代的梁启超和陈寅恪等，不堪枚举。以他们为中央，衍生出许多有关对联的故事，使对联成为富有传奇性的体裁。这些故事通常被列入联话。所谓联话就是用对联编的故事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联话。要留意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对联格局有时光不那么严格，乃至不合格，但联话雅俗共赏，有助于对联的传播。
上面讲过的后蜀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故事，就是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联话。热爱集句对偶的王安石和滑稽风趣的年夜文豪苏轼，也是联话偏爱编排的主角。北宋之时，宋辽两国互为敌国，澶渊之盟后，两国聘使往来，仍旧要在文化上比拼高低。有一次，聘宋的辽国使者给苏轼出了一道费力。据说这是辽国传播好久的一副绝对，只有下联“三光日月星”，没有人对得出上联。下联由总述（“三光”）、枚举（“日月星”）两部门组成，上联也必须用雷同句式才能组成对偶。下联已经用了“三”字，上联总述部门就必须回避“三”字而改用其他数字，那么，其枚举部门要么不足三字，要么高出三字，势必不克不及与下联字数相称。先不说字义与字声，光是字数问题就不好办理。可见，此联虽然只有五个字，实际上暗设布局，步步埋有陷阱。苏轼不愧才高八斗，他先提出一个解题计划，“四诗精致颂”，一会儿就把辽国的使者震慑住了。“四诗”是《诗经》学中的术语，指的是《诗经》中的国风、小雅、精致、颂四个部门，又可以简称为“精致颂”，这恰是此句造语的巧妙之处。从语义来说，“四诗精致颂”是说得通的，字面上与“三光日月星”也对得起来；但从平仄上看，“四诗精致颂”就有问题了。这副五言对联的关键平仄点落在第二字与第五字，第五字（“颂”“星”）平仄相对没有问题，但第二字（ “诗”“光”）同为平声，可谓白璧微瑕。换句话说，“日月星”与“精致颂”可以成对，“四诗”与“三光”则不可以，显得美中不足。
固然，故事并没有这么简朴，这只是苏轼面对辽使故意卖个破绽罢了。紧接着他就提出第二套解题计划，也是更优解：“四德元亨利。”“四德”比“四诗”好，由于“德”字是入声，“四德”与“三光”正好平仄相对。所谓“四德”就是“元亨利贞”，出自《周易》乾卦。联语中少了一个“贞”字，辽国使者立即提出疑问，苏轼自得地注解，“元亨利贞”四字之所以空白“贞”字，是由于要避宋仁宗皇帝（赵祯）之讳。“四德元亨利”对“三光日月星”，既分身高低联字义与字音，又巧妙使用避忌制度的特别请求，自作掩饰。在这段故事中，对联成为苏轼手中的利器，轻轻一挥，就使年夜宋在文化上克服了辽国。
事实上，这个段子是后人编出来的，意在从才学上神化苏轼，从政治上推尊宋朝，这是汉文化的一种自我夸耀。在宋元人的笔记中，这个故事另有不同的版本。有一个版本说，与“四诗精致颂”这个上联配对的下联是“三才寰宇人”。实际上，“三才寰宇人”与“三光日月星”一样，第二字同为平声，也是美中不足。另有一个版本说，王安石以下联“三代夏商周”来考友人刘贡父，刘贡父回声尴尬刁难：“四诗精致颂。”“三代”对“四诗”，“夏商周”对“精致颂”，音义都很工稳，于是王安石拊掌称妙,赞叹这是神工鬼斧的对偶。从这几段联话中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心目中，对联的职位是多么重要，一副对联不仅体现小我的才学，也攸关国度的文化庄重。
对联之道传承久矣。早年，做对子是从儿童抓起的。《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这一类蒙学读物，都是为了教初学的孺子把握对偶根本功。不要小看这一类书，它们的编排颇具匠心。以《声律启蒙》为例：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
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这几段笔墨中，既有一言对、二言对、三言对、四言对、五言对、六言对，以及七言对的样本，也有单句对和隔句对（扇对）的样本，情势多样，熟读记诵，闻一知十，就可以或许把握对偶的根本技巧了。
练习对偶之所以要从儿童抓起，是由于对偶是传统文学的核心技巧，不仅尴尬刁难联时用得上，写律诗，写骈文，到场科举考试写八股文，全都用得上。《儒林外史》中有个迷信八股文的鲁编修，曾对他家女儿说过：“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器械——要诗有诗，要赋有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如果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鲁编修话中的“八股文”，如果改为“对偶”年夜概“对联”，就正合我意。律诗、骈文就不用说了，这里举两篇联句诗为例。一篇是中唐时代的联句《征镜湖故事》：
将寻炼药井，更逐卖樵风。（陈允初）
刻石秦山上，探书禹穴中。（吕渭）
溪边寻五老，桥上觅双童。（严维）
梅市西陵近，兰亭上道通。（谢良弼）
雷门惊鹤去，射的验年丰。（贾肃）
古寺思王令，孤潭忆谢公。（郑槩）
帆开岩上石，剑出浦间铜。（庾骙）
兴里还寻戴，东山更向东。（裴晃）
除了收结全篇的最后两句，前面十四句全是对偶。另一篇是严维、鲍防等九人到场的《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从一字至九字）》：
东，西。
步月，寻溪。
鸟已宿，猿又啼。
狂流碍石，迸笋穿蹊。
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
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
松下流时何时间，云中幽处屡攀跻。
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
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厌闻城中喧喧多鼓鼙。
从一言对到九言对，其情势简直就是联句版的《声律启蒙》。这篇联句每行居中排列，就可以排挤金字塔形，尽显修建之美。联句是古代文士一样平常社交应酬场合非常常用的文艺情势，要在这种场合搪塞自如，就不克不及不纯熟把握对偶这项根本技巧。
一副对联，可以登高望远，誊写景致，也可以品评人物，纵横古今，可以寓有政治评判，也可以发表学术见解。文人雅士在书斋中张挂对联，每每抒怀言志，彰显小我的精致趣味。在挽联中，亲友好友表达对于逝者盖棺论定的评价，寄托怀念和哀挽之思。除了挽联，其他对联也寓有对人物或事件的春秋褒贬、嬉笑怒骂，立场光显。晚清名流王闿运曾用对联怒斥窃国暴徒袁世凯，立名遐迩。也有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对联讥评过王闿运。有一次，年青的钱钟书去看望前辈墨客陈衍，陈衍问他见过王闿运本人没有。钱钟书回答没有见过，但是读过一副写王闿运的对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年夜郎。”由此推想王氏应该是个矮子。这副对联上句写王闿运的学问，下句写他的形貌，“文中子”对“武年夜郎”，语带挖苦，语言巧妙，令人击节称赏。
五四新文化活动今后，对联这种传统文艺情势也受到了伟年夜的冲击。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的文学改良主张，就有“不用典”和“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两条。但在民国初年那一代学者中，不乏对联的激烈喜好者和坚强支撑者。陈寅恪先生就是此中一位。1932年，他为清华年夜学所出国文考题中，特地选择以对对子为题，用意深长。他以为，对对子可以测试弟子的语词腹笥，肯定其读书数量的若干；可以测试其分辩虚实平仄及应用字词的本领，窥见其写作水平的高低；可以测试其头脑条理，观察其逻辑头脑本领的强弱。换句话说，一小我能否写好对联，取决于他在语言、文学以及头脑文化方面的素养。尚有一些文人学者别出机杼，创用白话来做对联，守规则，讲规则，于是对联就有了文白兼用、雅俗共赏的新品种。与陈寅恪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赵元任，曾撰写挽联，悼念其好友刘半农，就属于这种风格范例：
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民国时代流行的一首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是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刘半农去世，对赵元任而言，恰是“无词今后难成曲”。隋代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过，其时有几位学者在陆法言家中聚会集会，商定审音原则，著作郎魏彦渊对陆法言说：“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是“数人”一词的典故出处。1925年主张“国语罗马字”改造的刘半农等几位学者在北京赵元任家中发起成立“数人会”，这是“数人”在这副挽联中的详细所指。“弱”就是“丧掉（去世人）”的婉转说法。这副对联非但不废用典，而且古典今典兼用，文白融会，韵味奇特，传诵特别广。
总之，对联是为特定的时空节点与特定的情境而度身定制的一种文艺情势。作为文艺情势，它与文学创作、书法篆刻、园林修建、景观计划等密切联系关系，具有融会性强、文化内涵丰厚的特色。对联讲究格律，不通对联之道，就容易以讹传讹，不辨真假，更不克不及了解此中的文化内涵。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副对联：
美酒饮至微醉后，
好花看到半开时。
饮酒看花，自是人生之乐，也是审美享受，但还要讲究一个“度”。此联教人饮酒只到微醺，看花只在半开，隐含做人办事皆须留有余地之意，这就上升到美学或哲学的层面了。其意略同《菜根谭》上所说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年夜有佳趣。”乍一看，这是一副好对联，但是，稍谙对联平仄格律的人就会发现，这副对联高低句的平仄有问题，正确的版本应该是：
美酒饮当微醉处，
好花看在半开时。
各位可以比力前后两种版本，从中领会对联的修辞艺术。

（本文摘自程章灿著《对联课》，南京年夜学出版社，2025年7月。汹涌消息经授权发布，原文解释从略。）
泉源：程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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